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海事金融领域中，港口建设融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厦门安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林指出，按照“十三五”交通部的规划，今后几年国家将优化港口布局，积极稳步推进集装箱码头项目，合理把握煤炭、矿石、原油、码头建设节奏，有序推进液化天然气、商品汽车码头建设，提升沿海和内核水运设施的专业化水平。

天津临港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伟认为，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港口整合成为趋势，而租赁公司在港口整合与并购当中能够为港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助力。

港口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互联互通需要巨额资金融通作支撑。近年来，各港口建设集团逐步拓宽自身融资渠道，助推港口的转型升级。以天津港为例，“天津港这几年投资了不少金融股权，比如说商业银行、基金、保险，另外国际贸易业务在港口未来经济转型当中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事项。”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姚志刚透露，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天津港也在探讨成立金融租赁公司以及参与组建航运保险公司，推动港口的全方位发展。

对于金融租赁公司而言，港口在建设之初，基建部分资金需求很大，然而尚未形成完整的码头或者是泊位，等于没有租赁物，因而租赁公司无法开展回租业务。在直租方面，据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闫中路介绍，浦银金融租赁开展了较多的港口机械直租业务，由港口机械的生产方把机械卖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将器械租给港口企业，待租期期满时，设备所有权归属于港口企业。

除融资租赁公司外，业内人士认为，PPP也是缓解港口建设融资需求的一个重要渠道。“PPP现在是非常热的融资模式，可以把各方的优势发挥出来，大家共同出资、收益共享。”闫中路说。

郭伟表示，港口是PPP模式中重要的场景之一，在PPP模式下，港口企业和施工企业乃至于设备供应企业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在设备合资模式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以为公司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也可以利用专业性、差异化优势，为港口企业或施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进行价值链的延伸。

在港口的建设中，政策性银行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中国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副处长张磊介绍，在国家产业政策、对外经贸政策、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导向支持下，中国进出口银行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扩大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在境外增加投资，扩大承包工程的业务量。

“天津港是我们开展港口业务的第一站，通过天津港的辐射，把业务推动到临港经济区、南港经济工业区，包括东疆保税区里的租赁公司，通过租赁公司我们也为港口行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张磊说，截至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天津港集团的业务余额超过了20亿元。

近年来，除港口建设备受关注外，继船舶租赁、海工平台租赁，集装箱租赁也开始快速发展起来。

集装箱租赁是随着集装箱运输行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类新兴租赁业务，目前行业中专门从事集装箱租赁业务的国际化公司数量不多，约有15家，业务较为集中。据佛罗伦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罗伦国际”）副总经理裴锋介绍，前6大集装箱租赁公司占据了业务市场份额的85%，而前四大集装箱租赁公司的规模又占据了市场份额的75%，“从数据能够看出，集装箱租赁的集中化程度非常高。”裴锋说。

此外，因集装箱租赁业务具有较为规律的生命运作周期，从新箱的购置、第一期出租、客户退租、公司验箱再出租，反复多次的租赁业务发生到最后进行资产处置、出售，时间周期标准，流程规范，因此其标准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集装箱租赁业务投资收益周期较长，通常达到15年到17年。“集装箱资产具有使用年限长，标准化残值高的特点。”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冲表示，因此最终处置时残值一般来说可以达到采购价值的40%至50%，现金流和回报相对稳定。

作为中远海运集团旗下设立在境外并以集装箱租赁业务为主的金融租赁业务平台，佛罗伦国际目前资产总规模已达372万箱。

刘冲指出，随着全球航运企业的不景气，集装箱租赁业务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目前行业呈现“两低一高”，即从高收入转向低收入，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低风险转向高风险的特点。

“航运市场周期性大幅度波动使得船东在整个资产配置方面，包括船舶、集装箱方面更加趋于谨慎，以往大量的船东定造自有箱的情况越发收缩。”在裴锋看来，随着船东在整个业务环境中经受跌宕起伏的考验，其对经营成本的考虑趋于谨慎，在投资方面更加依赖于金融租赁这一低成本和低风险的运作手段，以保证自身在市场周期性波动中处于稳健地位，为集装箱租赁业务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

另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对集装箱租赁业务也起到了资源合理配置的补充作用。“通过欧亚大陆新丝绸之路的推进，沿线的集装箱业务需求量有非常大的提升，传统的闲置地区、高成本运营地区现在有可能变成高需求地区，通过由港口向内陆延伸后，也为集装箱从业者带来了收益的放大效应。” 裴锋表示。